一九六七，从学校到牧区

我是1966届高中毕业生。北京女八中是我人生里程中最重要的加油站。

刚进入女八中的时候，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，王季青校长在开学典礼上那番鼓舞人心的讲话。她给我们介绍学校的光辉历史；介绍学校培养了多少国家栋梁之材。她要求全体师生奋发努力，并慷慨激昂地发誓：要赶上和超过女三中、师大女附中，否则，死不明目！她那种不断进取、努力拼搏的精神始终在激励着我，教我在坎坷人生路上永不放弃奋争。

我在1963年考取北京女八中前是学校全年级的学习尖子。到女八中后，可能是根据我在原来学校的表现，被选为团支部组织委员。但是，第一学期开始，我的学习成绩却成了中下等，我由组织委员到小组长，又到一般团员。这对我来说，是一个沉重的打击。我想起王校长开学典礼上的那番鼓舞人心的讲话，努力奋争的勇气就有了。我给自己订了个规划：高一保持中等水平，高二赶上良等水平、高三变成优秀生。结果提前一年进入了优秀生行列。我被树立为各种典型、被选为团支部领导，还在高中三年级入了党。

1966年5月，“文革”在中学开始，学校停课，“内战”四起。“文革”初期受过伤害的我，面对当时政治的混乱，除了疑虑，还有不满，采取了“逃避”的态度。我与几位同学先后到工厂、农村劳动。后来，又步行到狼牙山，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社会调查。一路上，我亲眼目睹农村缺乏知识的窘况，联想到高三毕业时，学校进行的“一颗红心，多种准备”的教育，深深地认识到，是劳动人民养育了我们，有志气的知识青年理应到农村去，将所学到的知识献给农村，改变那里贫穷落后的面貌。

1967年4月，我从狼牙山返京后，目睹京城仍在“内战”，加上父亲也被“革命”，很反感。那时，北京学生分成两派，大打派仗，起因是江青4月3日、4日两次讲话挑起的。打来打去，一片混乱。中学生无大学可升，无业可就，总不能一辈子呆在学校闹“革命”吧？该向何处去？尽管不少人坚信中国将走向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新世界，但是，谁也说不出明天会是什么样子。当时，我有不断革命，不断探索前进方向的热情，但在潜意识中，也有摆脱困惑、寻找出路的渴望。

   返京后不久，我认识了曲折（也就是与我风雨同舟34年的爱人），我们经常探讨中学生运动应走向何方。在此之前，曲折和一些朋友们对“文革” 打派仗也感到厌倦，认为自办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的新型大学可能是条出路。他曾发出一份创办红卫兵大学的倡议书，两天之内，就有300多人报名。在创办红卫兵大学的过程中，他们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关青年运动的论述，按“文革”时期特有的思维方式去分析，学生的阶级属性是没有进行彻底思想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，因此，不可能构筑无产阶级的教育阵地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从狼牙山进行社会调查返京，多次和曲折谈起广大农村缺乏知识的窘况，谈到农民养活了知识分子而又迫切需要知识青年的现状，大大影响了他的思想。我们在这段时间里，经常交换看法，取得了共识，决定联系一些中学生到农村插队落户。我们认为要将革命进行到底，只有和工农相结合。再则，农民养活了我们，我们理应把学到的知识献给他们。况且，农村是那么需要知识。另外，我们也深受60年代初期青年学生里的那些榜样人物的影响。那时候，曾大力宣传到农村安家落户的城市学生邢燕子、侯雋、董家耕、赵耘等一批“身居茅屋，心怀世界”的青年楷模，对我们具有很大的感召力。

决心下定了，我们开始筹备到农村插队。通过学习毛主席《五四运动》、《青年运动的方向》等著作，很多人赞成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。但是，当时阻力非常大。参加的人由少到多，又从多到少。最后剩下10名坚定者：女八中的郭兆英、郑晓东，二十五中的曲折、胡志坚、鞠颂东、高峰、王紫萍、宁华，二十二中的王静植，女十二中的金鹍。我们10人中没有一人的家长同意子女去锡盟草原插队落户，但大多数人又不敢反对，那样政治压力太大。我因为是独生子女，父母舍不得，多次找人、找学校做我的工作。有一个同学的父亲反对最坚决，将这个同学关在屋子里，自己坐在门口守着。这位同学的妹妹很支持哥哥，送饭时夹一张纸条，鼓励他要坚强，要“冲破阻力”。在妹妹的帮助下，他终于走出来，没从家里带任何东西，两手空空，与我们一起踏上征程。

筹备的第一件事是选地点。理想主义加青春的浪漫，当然惟恐走得不远。哪儿离北京最远？在地图上沿着边界线找，新疆拜城这个极为生疏的地名被我们选中了，计划9月底在当地大雪封山之前出发。

我们到北京市劳动局汇报了这个计划。劳动局安置办公室的同志不太赞成我们去新疆，说是中苏边境上纠纷多，不稳定，建议我们到内蒙古去。我们同意了，并答应等待市里出面去与内蒙古有关部门联系。

10月初，锡林郭勒盟派安置办的杨振祥、张保德同志到北京接我们。

10月8日那天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丁国钰、李冬民，北京市劳动局、教育局的领导与我们话别，叮嘱我们要有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，到牧区后要虚心向牧民学习，尊重民族风俗，把牧区建设好。还要求我们为在校未分配的中学生带个好头，打响第一炮。我们第一次隐约感到：他们可能要把我们的行动同中学的毕业分配连到一块去了。

10月9日，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。我打算在人生的旅途中走一条曲折的道路。曲折的道路，就是从10月9日这一天开始的；曲折的道路，始于天安门广场的金水桥前。

那天清晨，我们10人来到天安门广场，这里已聚集了上千名送行的同学和朋友，北京市劳动局组织了欢送队伍，气氛很热烈。我们在金水桥前列队，面对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宣誓。宣誓之后，我们带着光荣的、也是沉甸甸的使命感，像上战场一样义无反顾地北上了。

两天后，人民日报在头版以半版的篇幅，刊登了我们去内蒙插队的消息，并刊发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、北京日报等多家媒体也纷纷予以报道 。后来，有些记者还跟到了蒙古包，跟到了羊群边。

谁也没有想到，1967年10月9日，我们10个北京中学生奔赴内蒙古锡盟草原插队的行动，竟会成为那场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发端。随后，成千上万的知青从全国各个城市走向农村、牧区，人数达1700多万，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人口。当我们10个人走出了自己人生中这一转折性的一步时，对它可能产生的影响没有多想。当时，我们谁也没想到，此举对老人家挥动巨手挥起某种作用，会为成千上万中学生的安置工作提供思路。也没想到它竟会像一颗火种燃起了熊熊大火，燃遍了文革中的中国大地。更没有想到，在我们之后10年间，有1700万知识青年离开城市上山下乡，尔后又离开城市回城，形成相当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人口大迁移，冲撞得中国社会动荡不安。

我们在草原落户的第二个月，即1967年11月，第二批北京中学生300多人也来到了内蒙牧区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于1968年12月，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之后，在全国形成高潮。我们的行动，在当时对全国的确产生了相当的影响。

“知青”这个专用名词，30多年来一直紧随着我。回想起我走过的路程，它包含了多少苦涩和自豪。同时，我也深感付出的太多、失去的太多。30多年来，虽然也取得过一些成绩。但未能成就骄人的事业，心中很不是滋味。可我问心无愧，因为，我始终都在奋争，未曾有一刻停息。蹉跎的岁月，不停的奋斗，伴随我走过了坎坷的人生路，使我懂得：人生就是奋斗。

我把自己如何下乡的经历写出来，目的是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历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