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
的 知 青 岁 月
卢建玲
我下乡的时间比一般知青早，也比一般知青长。
1966年初中毕业，因为父亲有“历史问题”和海外关系，我没有被推荐选拔上高中，而作为社会青年下了农村。1968年随着“返城闹革命”的大潮回到城里几个月，就又作为知识青年重新下放到农村，直到1975年才招工出来。我在农村整整干了9年！
岁月匆匆，一晃近30年了。但这段生活并没有过去，时光磨不掉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，每一回眸，则清晰如在昨日。它占去了我一生中最好的年华，也影响了我的整个一生。
对于长期生活在农村的知青来说，面临着两个方面的严峻考验：一是体力劳动的沉重和艰苦，二是因不能招工而造成的孤独失落和心理上的不平衡。对于一个女孩子，这种考验尤为残酷。
1970年开始大招工，同队的知青走了大半；到1972年，我这个知青点只剩下我一个人。尽管每次招工生产队、大队都推荐了我，但由于“家庭问题”，每一次都走不了。
即使这样，我仍然拼命地干活，做一切能做的事情，再苦再累，那怕是损伤了身子，也咬紧牙关，希望能以突出的表现来获得一条出路。整整9年，我始终如一，坚守在农村勤勤恳恳地劳作，从未自暴自弃，这是我回想起来可以自慰的。
我所在的生产队田多劳力少，别的地方男人干的活，这儿都靠妇女干。挑草头、挑秧头、车水、开手扶、上水利……，什么活我都干过。
说起农活的艰苦，对于我们这些城市的女孩子来说，用“苦不堪言”4个字尚不足以形容，非过来人无法体味其中的酷烈情况。
我在经期从来没有休息过，照样干重活。特别是插头季秧，田里泥水彻骨地寒冷，对身体的影响和难受就可想而知。
一次是插早稻时节，我的小腿处因虫子叮咬感染了。先是插秧，后是护秧锄草，都要下水。结果感染处溃烂了。蚂蟥都叮在伤口上，伤口周围一圈都是黑的，蚂蟥一抓一大把，伤口流血不止，痛得实在没法忍受。我只有每天用盐水清洗伤口，在涂上些紫药水，用手绢包扎上，第二天又坚持出工。但只要一浸水就又完了，解开手绢，伤口周围仍是爬满了蚂蟥。后来又泡白了，泡腐了，在加上蚂蟥一叮咬，周围的肉都几乎被吸光了，洞越烂越大，连白骨都露了出来。最后实在没有办法——晚上还要加班，收工时已到了11点——我又摸黑跑几里路远去找大队赤脚医生讨一点消炎粉，回来包扎好伤口才能休息，第二天照常出工。就这样，我没有请过一天假，我这个腿，足足过了半年才好，留下了几个疤痕。像在打农药、插秧等中毒或感染而溃烂留下的疤痕脚上手上竟有多处。
还有一次是在一个闷热的暑天，队里安排我和一个老农给稻田车水，那地方特别低洼，不透风，烈日当头，汗流如雨，我感到越来越难受，恶心、胸闷、头晕得厉害，心慌得直跳。但我还是坚持到收工。等到走进第一户人家时，我实在支持不住，倒了下来。当人们围上来时我已经说不出话来了，难受得好像马上就要死去。他们发现我全身滚烫，说是严重中暑，把我抬到阴凉处，又有人跑几里路远到公社买了几瓶十滴水，我喝了后才好受一点，算是又活过来了。
像这样的情况已记不清有多少次了。总之，只要不是病倒在床上起不来，我就坚持出工，从不请假。也许我这个倔强好胜的脾气让吃尽了苦头。
其实我并不是不觉得苦。我从小在城市长大，母亲又是医生，，稍有点小病小痛，就能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，何曾吃过这样的苦！但当时父母都在挨整，自顾不暇，那里还有能力照顾我们呢？一切都只能靠我自己。即使有千般的苦、万般的痛，也只有和着眼泪往肚里咽。
这期间我什么事情没干过！我在出工之余还担任生产队的出纳，管帐。队委会开会也在我这儿我得招呼。出了工回来还要教夜校，往往连饭都顾不上吃，打着赤脚给村里人上课，教他们识字。后来又让我上汉北水利和在郧阳修襄渝铁路，干了2年。那里生活条件特别恶劣，山高路险，随时都有丧生的可能，甚至连一点清水都没有喝的，经常闹肚子。艰苦的程度，没有经历过的人是难以想象的。回来后又让我在大队教民办小学，农闲教书，农忙出工。我上午讲课，下午一个人还要带一个宣传队，教学生排练节目，往往衣服都汗湿透了。有时教跳舞动作大了，把裤子都跳得撕破了。一排就是几十个节目，拿出去会演经常获得第一。
总之，这9年中，我几乎每年都是农忙在地里干活，农闲时上水利，逢年过节搞演出——一年能挣3000多个工分——几乎没有回家过个春节。
由于我肯干，样样事带头，苦活累活从不推脱，生产队、大队的干部社员从不歧视我，没有因为我的“家庭问题”而另眼相看。
但我心里苦闷极了，越到后来，这种苦闷就越沉重，压的人喘不过气来。如果说艰苦的体力劳动还能咬牙承受的话，那么，寂寞、孤独、自身价值的丧失、招工一再无望，则像毒蛇一样不停地咬 着我的心，使我无法忍受。有时候我无端地想狂呼乱叫，任意发泄一通。可以说到后来我的精神状况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。我有许多事情想不通：为什么即使我这样严格要求自己，拼命吃苦，仍然不能像其他知青那样享受招工权利？为什么由于父母的什么问题，他们的子女就该承受无尽的折磨和苦难呢？难道我此生就注定在农村一辈子了？
这是我在一人独处时的心理活动和精神状态。而当着大家的面，我仍然表现得什么事都没有的样子，照样努力干活，跟大伙和睦相处，勤勤恳恳做一切自己认定应该做的事情。
这9年的经历，特别是后几年的生活体验磨练了我。他既是我一生最大的重负，又是我一生受用不尽的力量泉源。经历过这一回人生最底层的生活，我从此再也不怕应付人生的任何艰苦。我常常对自己说，再难，再苦，还能难得过、苦得过我下乡的时候吗？
招工后，结了婚，有了两个小孩。在繁重的工作之余，从1985年到现在，整整10年，我一直在坚持自学。丈夫因为工作性质长期在外不能顾家，两个小孩全由我带。我甚至连考试的那一点自由活动的时间都没有。记得有一次临考时，我只得把两岁半的孩子托付给一个熟人照看几天，才得以脱身到几十里外的考场参加考试。这样的艰难情景想起来真让人心酸！但获得的成果是甜的：1988年我通过了省高等自学考试财会专业的课程，拿到了大专水平的会计专业证书。到1992年，又获得了电大会计专业专科文凭。我现在仍挤出时间自修，只要再通过一门考试，就可以再拿一个本科文凭了。
我之所以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参加自学考试，是因为我有一个认识：只有在考场上，才是人人平等的。对于我这个长期没有受到公平待遇的人来说，是多么渴望公平！回想起来，在1966年推荐选拔时，我这个县重点中学重点班的优等学生却不能上高中；在知青点上被选为知青模范，却通不过政审关；申请入团时考察了又考察，直到21岁才被“纳新”，每次来人招工，我都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，一次次被拒之门外；……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；为什么自己这样努力严格要求自己，拼着命干，仍然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，好象成了一个完全被社会遗弃的人？恢复高考制度以后，我感到万分庆幸；我在学习和考试的实践中，得出一个只有体验过我这种经历的人才能悟出的结论：只有考试的成绩才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可以争取得到的，是完全属于自己的；而其他方面的努力即使不说是完全徒劳的，至少是自己不能把握的，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被动和屈从的境况。因此我认定，唯有参加考试才是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的途径。
同事们常劝我说，你年纪已不小，何必还吃这个苦？我说这不苦，这比下乡的时候好多了，我愿意吃这个苦。“文革”和“下乡”耽误了我，我没有能顺利、正规地读上大学，现在我要通过努力自学来了却我的心愿。人活在世上，不就是要通过自身切切实实的努力，来达到自己预定的目标么？即使这个目标不一定能给他带来现实的物质利益。如果不这样，人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？
要说不苦，那时假的。我的本职工作是一个中型企业的主管会计，任务非常繁重，每天工作在10个小时以上，晚上回家还要自修。经常是一天只睡4——5个小时。1989年通过考试应聘到孝感市审计局，主要工作仍然是伏案看东西和写东西。这样积累起来，造成的后果就是颈椎严重损伤，发作起来轻者颈椎酸痛，重者头和手完全不能自由活动，日常生活不能自理，苦不堪言。但我不悔！因为我通过努力实现了自身的价值。
对于长期生活在农村的知青，还有一个方面的严峻考验，就是情感的困惑和苦恼，或者说是“个人问题”的解决。像电视剧《孽债》那样的一个个悲剧，其根源在于当事人在生活寂寞、心灵空虚时由于情感软弱、缺乏自制，在没有真正爱情的情况下，草率结合。一旦时间和形势有变，这种结合就很容易土崩瓦解。
我回头去看自己，虽然也有情感方面说不尽的遗憾，却庆幸自己始终能把握一个原则，没有发生自己所不想有的悲剧或尴尬局面。
下乡前后，我心目中已经有了一个“白马王子”。他和我很谈得来，经常来我家。我对他朦朦胧胧有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，反正很想见到他，时间长了没见着就很想念。也许这就是爱情的萌芽吧！由于那时我们都都过于单纯，我们在一起谈话的时间不少，却从来没有涉及这一话题，彼此甚至连一点暗示都没有。他很有学问，谈起思想头头是道，但此外就什么都不知道说了。真是活脱脱一个书呆子！
我知道他对我有好感，但又无法判定这种好感是属于哪种性质。下乡后他还来看过我两次。队里的人都议论说他是我男朋友。但是，只有天知道，他虽然同我谈话到半夜，却还是谈他那一套思想，此外什么都没有说。此后我们就断了音信和往来。
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，不断有人向我提起“个人问题”，都被我一一回绝了。
1973年本村一个好心人对我说，邻村一个在外当工人的小伙子看上我了，如果我答应这门亲事，他可以想办法把我招工出来。这事我用非常委婉同时又非常坚决的语气拒绝了。我想，总不能为了招工而屈就一个没有爱情的婚姻，虽然我对那小伙子也没有恶感。
由于我常在大队和公社搞宣传，演样板戏，所以认识我的人不少。大队有个回乡知青也在宣传队，后来又去了公社广播站。我们认识，但交往不多。也许他对我有较深的印象。以后他参军去了，在部队给我来了一封信，表达了交个朋友甚至求婚的意思。我没有回信，也就是拒绝了他。后来他回家探亲时在车站碰见了我，我们打了个招呼，互相问候了一下，都没有提那封信的事情。
还有一个知青，同我下放在一个队，他家住火车站。我平时回家常常一起去一起来，有时在他家落个脚休息一下等车。我们都是北方人，他家里人对我的印象很好。后来知青走光了，只剩下我们一两个人。也许是由于寂寞，也许是对我有好感，一天他突然来到我住的地方，谈了一些话，虽然不是直来直去，但意思是很清楚的：他想同我确定某种关系，就在农村成个家算了。我当时就明确的对他说，我不打算在农村处理“个人问题”。当时天色已晚，他住的地方离我们这儿较远，我留他住了一夜。我自己到一个军属家里去借宿。第二天又招待他吃了早饭，他就走了。此后他再也没有提起这件事。
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好几起，我都回绝了。其实我并不需要感情的爱抚和家庭的温暖。我长期一个人住在知青点，是一个仓库。房子又破又漏，那扇门总是忽忽拉拉响，好象有人在撬门，而且门上还有几条裂缝。每天晚上我都要把屋子仔细检查一遍，然后再关门，用东西把门抵紧。要是遇到刮风下雨、打雷闪电，我孤零零一个人，那种凄凉、恐惧的心情，真是没法形容。
我还记得那是一个个寒冷的冬天，缸里没水，外面到处都结了冰，我只得在又光又窄的田埂上慢慢滑行，来到村外水塘边，用扁担把冰打破，再用水桶在冰窟窿里把水半桶半桶的拎上来，然后一步一步滑回去。这时我心里苦啊，实在没法说！我多么想靠在一个臂膀上休息休息啊！
但是像这些事，我从来不找人帮忙。我总觉得，如果找了人帮忙，就同时欠了别人的情。而此时的我一无所有，我拿什么东西来还报人家呢？我唯一的所有就是这个自由的身子，终不能把这个自由的身子也给人吧！？即使在农村一辈子，即使永远是这样孤苦伶仃，也不能拿我这个自由的身子去换一时的安宁和舒适。
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心早有所属。我仍然在暗暗恋着我那个“白马王子”。除了他之外，任何人都不能使我动心。每当有人向我提起“个人问题”时，我总会想到他。这是因为一来我有个“在农村就不谈个人问题”的原则，二来我还有个“女孩子不能先向男人开口”的原则，并且我又不知道他是否对我有同样的感情。我想，我们已分别了这么长的时间，他身旁可能已有了别的女孩子，所以虽然我一直盼望着他再来看我，我却不想主动去找他。然而他却再没有来过。从此天各一方，音信杳然。
现在想起来，这后一个原则也许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个大错误，它让我最后失去了我可能有的爱情和幸福！但我作为一个女孩子，所受的教育就是这样：把爱情深深地埋藏在心中，除非我爱的人自己来到我身边……
后来我听说他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再后来有人告诉我，他已不在人世了，一场突发的疾病夺去了他的生命。他知道当年有一个姑娘曾经这样深沉地爱着他吗？
愿他的在天之灵安息吧！
我虽然没有得到他，但我决不后悔，因为我对得起自己的爱情！
青春无悔，青春便永远与你同在！
这就是我的知青岁月。他也许平淡如一股小溪，细细地汩汩地流着，但永远不会干涸。
卢建玲：女，1966年毕业于孝感县二中，同年9月下放到孝感县白沙区的一个林场，1968年去孝感朋兴公社和平二大队四小队插队。现在孝感市审计局工作。